老板姓冯，七十多岁。我问他为什么标三百。他头也没抬，说这本全香港只有两本，另一本在中文大学图书馆，不外借。
我把书翻到第 112 页。
那一页讲「嘅」字。编者把它的出处一路追到 1841 年一本传教士编的字典，还附了一句注：未见更早记录。
就是这句注，让我站了四十分钟。
因为上个月我刚在资料库里做了一件事。我把「嘅」字的文献出处逐条核对了一遍，发现 1841 年那个说法，最早其实是 1866 年一本英文著作转述的，原书本身并没有指名道姓。中间隔了二十五年，一个转述，被当成了源头。
我把这件事跟冯先生说了。他听完，从柜台底下抽出一本笔记，翻到某一页，指着一行字：「1987 年 3 月，编者黄伯，做过校勘，未改注。」
那本笔记是他四十年前记的。
这个细节让我想了很久。
做资料库这几年，越来越确定一件事：错的东西不怕，怕的是错的东西被人抄得很顺。抄的人省力，看的人省心，最后没人回去看源头。
三百块我付了。不是为这本书，是为那句「未见更早记录」。
因为它诚实。它写的是「未见」，不是「没有」。一个编者愿意承认自己的视野有边界，这在资料整理里，比多举三条旁证还难得。
也正因为诚实，四十年后我还能把它挑出来核对。
下面这十件事，是香港精准资料库最近整理出来的条目。多数都带着这种「核对到源头」的痕迹。